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鈴蘭的故事
陳郁秀2021.5.22

相遇

　　認識修一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，1972年的春天，是我在音樂學院正準備畢業獎考最重要的關鍵時刻；學院入學難，畢業更難；這所歷史兩百多年的老學校-巴黎國立高等音樂院(Conservatoire Nationale Superieur de Musique de Paris)，曾培育了貝遼茲(Berlioz Hector)、法朗克(Franck César)、聖桑（Saint-Saëns Camille)、佛瑞(Fauré Gabriel )、德布西(Debussy Achille Claude)、拉威爾(Ravel Maurice)、梅湘(Messiaen Olivier)…等法國音樂史上最著名的音樂家們；堪稱法國音樂的搖籃。學校的制度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；入學年齡可降至12、13歲，強調創新、技術風格及創作。什麼是音樂上的創新、創作呢？如以演奏鋼琴而言，作曲家的作曲是第一次創作，演奏家的演出則是第二次創作。藝術如同科技，日日新，才稱得上創新，所以畢業年齡越輕者越受重視，和美國的學制及台灣的學制不同，入學校有兩個結果，一個是畢業，一個是不畢業，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學校，而且考試是一試定江山，沒有中間地帶，所以心理壓力可想而知。我入學之後父母親一直提醒我，畢不了業妳只有國中畢業證書呀！真的，回想起來好恐怖啊!

　　四月的凡爾賽宮，春意盎然，花園翠綠清靜與宮內金碧輝煌相互輝映，台灣同學會安排了一趟郊遊，獎考當前，我當然不敢去，在宿舍猛練琴。和我同宿舍的幾位好友結伴前往參加，她們和我不同校，年齡比我大，沒有考試，自然去玩了！回來後津津樂道地轉述快樂的一天，而我只有羨慕的份。這種心情在我小的時候，聽著外面弟弟跟別人躲貓貓、跳房子、踢球，自己坐在琴前練琴的心情是相同的，但是我必須克制住自己，堅持自己的目標，隨時提醒自己來法國巴黎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，這種克制自己的心意的訓練，伴隨了我一生。當天晚上，有一位朋友打電話來，很遺憾凡爾賽之遊沒看到我，堅持自己燒一餐台灣美食為我考試加油，其實這已不是第一次邀請了，不過既然是吃晚餐，宿舍晚上八點過後不准練琴，我把約會約在八點鐘，也可讓自己忙中輕鬆一下，所以答應了，不過想到要到單身男孩子家吃晚飯，就約定好我帶一位女朋友同往，當然他也說那他也請另一位朋友作伴，一起吃晚餐，他的那位朋友就是由比利時來巴黎一遊的盧修一。

　　一進位於Jardin Luxemburg盧森堡公園旁的一座公寓七樓小閣樓內，我遇見了修一，介紹後他就脫口而出┌妳就是我心目中的牽手」我愣了一下，八成碰到麻煩的人了！沒想到整晚上，他不顧在座朋友和我的感受，一直重覆這句話，結束前，我警告他再說一次我就不客氣了，而他還故意再重覆三次，我把眼前的蘋果香蕉屑丟向他，沒想到他嘻皮笑臉又回丟我一身，太過分了！起身就回宿舍，不過十點而已，最令人生氣的是他們三個人居然沒理我，還相約到拉丁區跳舞，盡興而歸，我的女友居然十二點才回來，我有被背叛的感覺。

　　更驚人的是第二天早晨，修一就來我宿舍站崗了。我住的宿舍是天主教修女管理的宿舍〈Foyer Musical〉，不許男客入內，訪客只能在客廳會面。宿舍內全是學音樂的學生們，每個人一人一間房間，並擁有一種樂器；鋼琴、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長笛、豎笛、聲樂…等，應有盡有。每天宿舍內百音齊放，響徹雲霄，是一個十分特別又令人懷念的宿舍；早上八時到晚上八時，是可以在房間自由練琴的時間。那天管入門的修女說我有訪客，姓盧的先生在客廳等我，我當然不下去。只是過了二、三天的功夫，修女們居然卻成了修一的好朋友，她們來到樓上，敲敲我的房間「郁秀！琴練好了嗎？盧先生等很久了！」所以他終日在宿舍並非白費時間，而是努力做好重要的關係，真是位公關高手呀!四月二十二日是我的生日，宿舍中的同學為我舉辦生日晚會，照往例在地下室準備些蛋糕、水果、紅酒，並於晚餐後一起玩一玩、跳跳舞。沒想到修一居然跟我最要好的朋友們也熟了，並受邀參加生日舞會。他真厲害，這一天離我們認識的第一天也不過五、六天而已！


陳郁秀和母親陳莊金枝女士. 　　當日他送我兩件禮物也蠻另類；一頂橘紅色的草帽，我還蠻喜歡的，後來母親到巴黎一趟也常帶著它，相片中可以看得見，另一件是土耳其藍的比基尼泳裝，泳裝實在是不敢恭維，我沒穿上，只落得被放在箱底的下場，一輩子都沒拿出來過。不過他大膽的作風卻是那晚舞會的焦點，他成功的攻陷了我宿舍內生活圈子的好友，更驚人的是，約莫在生日過後的一個週末，我受邀到一位法國女友新居入厝晚宴，一進門也見到修一，那麼這樣看來宿舍以外的朋友，他也全研究並找到線了！ 宿舍同學和盧修一為陳郁秀慶生.

幸福之花-鈴蘭

　　五月一日這一天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勞動者節日，也是法國人互送〝鈴蘭〞祝福的日子。這個日期的確立要追溯到1886年5月1日在美國芝加哥市舉行的一場大規模罷工集會活動。這場參與人數超過20萬人的罷工活動的主旨是爭取八小時工時制的施行，改善勞工工時過長的現象。1889年6月20日社會主義者「第二國際」會議在巴黎召開，以紀念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，會議中通過每年5月1日為全世界爭取八小時工時制的抗爭日，以紀念三年前在芝加哥的那場運動。翌年(1890)的這一天，勞動節首次在歐美兩地的一些工業大城舉行，活動中群眾舉起一個紅色三角型，象徵著對「三八制」的訴求，即工作八小時、休閒八小時、休息八小時。在法國，這個象徵物逐漸被一種野生的薔薇─犬薔薇花(églantine)所取代。到了1907年再改為拿一束muguet花(鈴蘭)。這種屬於百合科的植物在每年5月開花，據傳源自日本，中世紀以來在歐洲出現，象徵春天，塞爾克人(Celtes)視它為幸福的象徵物。1561年5月1日，有人送了一束muguet給法王查理九世，以祝幸福。查理九世決定此後每年的同一天都要送muguet給宮中所有的婦女們；查理九世決定在這一天送muguet 與1886年芝加哥的大罷工，分別成為法國人勞動節送muguet傳統的兩個源頭。1941年5月1日這個勞動者抗爭日被維琪政府(Vichy)定名為勞動節(fête du travail)，並停工一日(jour chômé)。二戰後，1947年4月法國政府延續上述做法並將之改為一個放假並支薪的節日(jour férié et payé)。

　　在二十一世紀初，法國社會黨創黨之際，一群熱血的青年人，在五月一日當天手捧muguet(鈴蘭)，一束束在街頭向來往的人叫賣募款……。他們極力爭取政黨輪替，經過漫長歲月的努力，他們做到了，而他們的黨魁曾成功扮演總統的角色，也就是密特朗總統。密特朗總統在文化上的政績例如：羅浮宮前的pyramide金字塔、享譽全球的國家圖書館是有目共睹的。而五月一日勞動節與muguet(鈴蘭)花束的歷史聯結就此產生。 div 野生的薔薇─犬薔薇花(églantine) 鈴蘭muguet

革命夫妻 生命之花

修一是左派思想與行動者，他由碩士論文「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」、博士論文「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」和他的入獄乃至於從事民主運動，推動「政黨輪替」一生鞠躬盡瘁，實在是宿命所至。

　　五月一日和鈴蘭對他一生十分重要。那年五月一日離我們相識才兩個星期，那天晚上約九點時，他捧著一束鈴蘭，滿頭大汗跑來宿舍，這是我認識他後，他第一次沒有從早到晚到宿舍會客室站崗，而且這麼晚才到，(他逝世後，透過朋友我才了解他去參加許多勞工節活動、抗爭和同志開會)，那晚他十分嚴肅雙手捧花告訴我：「郁秀！一束鈴蘭帶給你永生幸福，妳真的是我的牽手，我本來是最反對資產階級的，我覺得所有好的不好的是大家都該分享的，你是鋼琴家，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，不過我有信心，給我機會，相信在經過相處後，我們一定是最適合的一對！」一方面覺得好笑，什麼資本主義，什麼社會主義，一方面被他的直率、真誠和大膽及自信所感動，從那天開始，我開始認真的去了解他、認識他，不像前兩星期以「看笑話」來對待他。當然在接下去的兩個月，是我考試衝刺的關鍵時刻，我定下心，每天練琴，修一每天一早來等我，只等著中午飯後短短的十五分鐘咖啡時間，以及晚餐後短短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和我見面，那時我內心的疑問是這位先生從比利時魯汶到巴黎一趟，居然可以學業不顧，死守巴黎，對我而言，不用功讀書，不努力工作的男人絕對不是我理想的對象，這些日子沒時間深談，所以是保持觀望的態度來觀察他，不過五月一日到六月畢業考那天，他天天送我一束鈴蘭，買到的話就送新鮮的花，買不到自己畫一張送我。爾後自1972年到1998年他逝世，每年的五月一日修一都想盡辦法送我一束鈴蘭，1980年他再重返巴黎深造的五月一日，以及他坐牢三年的五月一日，他都以這首詩送給我： 鈴蘭生同根，永結愛與恩
年年發來春，情意映深深 盧修一手繪”鈴蘭”卡片贈陳郁秀


蕭泰然教授與盧修一. 　　回想起來，他執著的一面真是令我佩服，我自己好似沒有那麼浪漫，那麼堅持。「鈴蘭」對修一和我來說，除了浪漫也有那位左派年青人熱情的一面，也唯有像我們這一對「革命夫妻」會以「鈴蘭」作為我們之間最珍惜的「生命之花」。修一走後，每年的五月一日我都會想起「鈴蘭」，念起他送我的那首詩。他的詩後來由著名作曲家蕭泰然教授譜成歌曲，並由年輕傑出作曲家楊嵐茵譜成弦樂四重奏，詞曲合一更讓我幸福滿滿。有時懷念能讓我更清楚看清自己，而我們的感情就是以「把幸福送給對方」為基礎，婚姻紮實成長。

　　 我們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，各自擁有工作信仰；我自小學琴，因為練琴的時間很長，必須忍受犧牲玩耍、休閒的決心，學習「定心」的能耐，不為其他誘惑所動的「定力」，才能學到精髓。長久的訓練，培養我工作的態度，音樂成為我的信仰。修一自幼喜歡讀書、寫書法和下圍棋，他也能在其中找到定力。爭取自由、平等是他的目標，政治是他的信仰。有信仰的兩個人生活如同兩個同心圓，有相交也有不相交的部分，相交是我們共同經營給對方幸福的部分，不相交是我們單獨思考工作，也是我們專業成長的部分；我們互相尊重，但也堅持己見，我們各自獨立成長，但也互依生活。他常笑著說，夫妻不用從早到晚都在一起，但是每天必須有一小時談心的時間，我們一生是做到了，談心的時間有時是坐在一起喝茶，有時看看電視，有時聽聽音樂，但心都緊守結合在一起。我認為經營相處的時間是件十分重要的事，記得他當立委那段時間，回家時間我已入睡了，他卻先泡好茶，請我起來和他坐坐，現在想起來，他也是十分有心，他對生活的期待是以行動來實現的，令我最銘感於心的是他永遠將「心+行動」來表示對親人、朋友和愛人的關心。

　　經過一個半月的「鈴蘭攻勢」，我在六月中順利畢業，而那年夏天，熱血沸騰的修一，本來計劃暫將比利時魯汶的學業告一段落，下定決心回台灣革命，先給自己輕鬆一下到巴黎一遊，就束裝回台灣。沒想到一到巴黎，改變他和我的一生，自覺無顏回魯汶見朋友，也不知如何解釋。魯汶他有一群非常要好的朋友們，在知道情形後，都笑他這樣子怎麼搞革命，太遜了！不過住在法國中部Poitier(波蛙蝶)的好友黃昭光，替他解圍想了一個好理由：「爭取另一位革命的女同志！」真虧他會想點子，修一也就以此名義順理成章延緩返國的時間；對他自己而言，目標不變，任務增加，時間拉長，如果能娶到太太何樂不為。往後的戀愛歲月中，他們魯汶整幫的好友們全力協助他「追女友」的計劃，分工合作常來巴黎探望我，真是罕見的朋友們呀!回台後的魯汶幫包括了不少名人，例如吳榮義資政、名教授蔡政文、陳秉璋、駐瑞士代表王世榕、無蝦米發明者劉重次、魯汶大學校史室主任何康美，以及從商的許清標先生、楊佳雄先生…等，吳榮義資政當時還常充當魯汶到巴黎愛情專車司機，當然其中笑話不斷。一直到今天，魯汶幫的好友們已有好幾位如修一般的乘風仙逝，而留下來的幾位仍認真的找機會相聚，因為我們共同擁有一段深刻的美好時光，我們是打不散的革命同志，浪漫並堅定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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